是“重心”还是“重点”？战略只有重点，而无所谓重心。从词义的角度看，在这里用“战略重点”较为确切。是“亚太”还是“亚洲”？美国人说的是亚太，但实际上主要是指亚洲地区。而亚太的范围则包括太平洋的东岸，与亚洲地区并不重合。美国强调亚太，是为了强化它的区域归属感，因为美国不属于亚洲，但属于太平洋沿岸地区。其实，明眼人心里都明白，无论是亚太还是亚洲，“东移”的矛头所指，主要还是正在崛起的位于亚洲地区的中国。是“已经东移”还是“正在东移”？从目前情况看，“东移”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，还有一系列措施有待推出，但是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过程的方向已定，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也已经显现。

　　“东移”的发生具有必然性。冷战后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亚洲在各个领域中进步迅速，“四小龙”、东盟国家、中国、印度等先后崛起，经济实力、政治影响力、地缘政治地位大大提升。在经济方面，包括中日韩、东盟10国和印度在内的大东亚地区已成为主要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之一，其经济总量、外贸总量、市场容量、外汇储备总量均超过美国和欧盟；在地缘政治方面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，亚洲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日益提高，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加强。而与此同时，美欧受金融、债务危机的困扰，经济持续低迷，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分量相对下降，从而使亚洲的地位更为突出。其结果是，世界重心逐步从欧洲向亚洲转移。美国为了维系其在世界霸权和全球战略利益，需要适应这一重大变化，因而逐步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，最终将战略重点转移至这一地区，这是势所必然的。世界重心的变化是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，其他还有抢占亚洲市场，开拓产品出口，为经济纾困；制造外交亮点，转移国内视线，为选战服务等原因。

　　不过，当前美国在国内和外部都面临诸多困难，推行“东移”，难以得心应手。国内经济陷入困境，是牵制因素之一。经济上，金融危机非短期所能摆脱。这次危机，是制度性的危机，是长期寅吃卯粮、监管失灵的恶果集中爆发，不进行深刻的改革，经济是难以复苏的。社会矛盾加剧，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影响将长期显现。政治上正值大选之年，两党斗争激烈，不易形成共识。中东危局，是牵制因素之二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从伊拉克、阿富汗的撤退尚未完成，在中东又有燃眉之急。伊朗坐大，已成美国的心腹之患，叙利亚顽强反抗，美也苦无良策。在中东长期的苦心经营，却终酿成苦果。美要脱身中东，谈何容易。俄美矛盾深化，是牵制因素之三。普京的回归宣告两国关系“重启”无疾而终。美俄矛盾虽然不意味着两国将走向正面对抗，但带来的烦恼之多，是不能轻易摆脱的。欧洲债务危机像是一条长长的隧道，还看不到尽头，指望盟国的战略支援，注定只是奢望。这是牵制因素之四。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施行离间计，终究会被识破。这是牵制因素之五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着利益共同性的牢固基础，挑拨离间可以起作用于一时，但不能长久。何况美国现在“重返亚洲”，明明是要挤占市场，损害有关国家利益，美国是否靠得住，他们难道不会明白过来吗？

　　“东移”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。对此应详加研究，妥善应对。首先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两重性。一方面，中美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，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的矛盾。这是美国“遏制”政策的来由。另一方面，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，中国与美国之间，相互依存度很高，而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，在其他领域(如政治外交领域)也是如此。这是“接触”政策的来由。面对这一两重性，双方只有控制矛盾的发展，加大合作的力度，以期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。毕竟“太平洋足够大”，回旋的空间还是有的。

　　基于以上认识，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外战略，这个战略不仅是面对美国的，也是面对全世界的。放眼全局、立足长远，目光不要仅仅限于“东移”，而是要放眼世界，不要仅仅估量现状如何如何，而是要立足于长期的目标，着眼于发展壮大自己(包括经济、军事、政治影响力等)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确立我国外交战略重点，分清轻重缓急的次序，精心构建对我更有利的外交格局，独立自主地处理现实问题。在已有的基础上，发展同周边国家、大国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，积极参与多边外交。当前，要特别注意巩固周边，强化同金砖国家的合作，在G20机制、上合组织、10+1、10+3、中日韩自贸区等方面多下功夫。对于国际形势中的变化，要注意保持良好心态，戒浮躁、戒冲动，冷静沉着，淡定从容，后发制人。老子曰：“上善若水”。要像水那样，“居善地”(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处境)、“心善渊”(广阔的心胸和恢弘的气度)、“与善仁”(与人为善)、“言善信”(言论讲究信义)、“政善治”(办事有章法)、“事善能”(储备足够的能力以完成自己的事业)、“动善时”(善择时机)。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。(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特约研究员 裴远颖)